澄懷園位于圓明園西北，清康熙時為索額圖賜宅，后收回外務府。雍正初年作為姑且上書房,供諸皇子唸書之用，后此園賜給年夜學士張廷玉等直上書房九人,以后南書房詞臣也答應在此地棲身，故稱“翰林花圃”。張廷玉曾在康熙年間扈從塞上獲賜“澄懷”二字,于是在雍正五年將兩書房（上書房和南書房）詞臣居住于此的花圃定名為“澄懷園”。
圖里圖外盡顯君臣協調
澄懷園是皇族帝師講課之余的居所，由于清朝歷代天子很重視進修華文化，因此會從名流老儒中選用品德與文章俱佳的漢臣傳授皇家子孫作業，能得澄懷園門而進被視為特別光榮。與張廷玉同批進進澄懷園的年夜臣蔡世遠，曾在老家漳浦家廟中建立梁麓書院書院為后輩講學講課，最著名者當屬其侄蔡新。他不單與叔父蔡世遠同為帝師，並且是浩繁教太子唸書的詞臣中擔負此職年限最長的官員，在50年的朝官生活中，以皇族教員成分履職40年，與多位詞臣同值兩書房。由于蔡新博學正派，與澄懷園諸位同寅訂交甚歡。“乾隆丙子夏仲，時同直上書房者八人，皆寓于斯，相與晨夕談古今，互酬唱，歷豐年所。因命畫師即園為景，各圖其形而肖之。”（《閩中會館志·漳家教州會館》）這就是《澄懷八友圖》的緣起，時光是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。
《澄懷八友圖》以澹泊筆法，描摹出一幅身在高位潛心培育皇室子孫的上書房年夜臣，彼此相處融洽的協調圖景。時任年夜司空汪由敦在序文中評價道：“之八友者，生不用一地，官不用同階，齒不用相若，顧以遭際盛時偕直禁近，寅同進申同出，風雨冷暑未嘗間，至其退食余間，誰容諧暢羔羊。委蜿之風，金蘭臭味之雅，情愫款洽。八人者無異一人，信官吏中不成多得之境。其寫而傳之也，固宜。”
八人好像一人，這種關系在官員林立的朝廷中實屬少見，以繪畫的情勢加以浮現并傳之后世，乃極為恰切之舉。汪由敦對此前居于該園的多個年夜臣（包含蔡新叔父蔡世遠在內），未能用這種方法留下記憶表現可惜，又說“憶昔居斯園者南齋諸公而外……咸以魁壘耆碩，勸講東序。余嘗接其燕閑緒論，清風遠度，至今猶想見眉宇”，闡小樹屋明這些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不錯的。從蔡世遠、蔡新的列傳中可以看出，他們都是正派廉明、學高品正之士，和他們同進兩書房的年夜臣應足堪皇室后人榜樣，彼此之間謙和禮讓、舉案齊眉的氣氛正合天子心意。《澄懷八友圖》從筆法和意境上看，可稱得上是廟堂版的“曲水流觴圖”。
乾隆天子對蔡新極為重視，直到蔡新年近八十才承諾他回回故鄉的懇求。期近將回籍與皇族及諸位同寅拜別之際，蔡新再次畫圖認為留念，于是有了《澄懷二十友圖》，將更多同值兩書房的年夜臣列進此中，由皇六子質莊親王作序，皇十五子（即后來的嘉慶天子）等多個皇家子孫及其他年夜臣共四十七人題寫詩文唱和，遠超《澄懷八友圖》時的範圍，書寫了從古到今可貴一見的汗青畫卷，后人對此所做的評價是“振振麟趾，濟濟鴻儒。藝苑傳播，一何其盛”（《十朝詩乘卷》之十）。
這種以畫圖留念同寅之誼的做法，為其他帝師所效仿。據史料記錄，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，作為皇四子奕詝（即后來的咸豐帝）徒弟的杜受田作《澄懷十友圖》，進畫者是他與其他五位任職上書房和別的四位供職南書房的朝臣。曾直上書房的年夜學士倭仁也有“十友圖”之作，《清稗類鈔》中有記錄：“至咸豐朝，倭文端公仁亦嘗繪《澄懷十友圖》，孫方伯衣言《遜學齋集》中有記，圖中姓名惜未全舉也。”
無論是《八友圖》《十友圖》，仍是《二十友圖》，都是受當朝天子重視的詞臣借以展現其受重用的不俗位置，以及憑受人愛崇的品德文章與朝臣交好、營建傑出宦海周遭的狀況的優勝感，客不雅上起到了宣揚滿漢平易近族協調、君臣關系融洽的感化。
“澄懷八友圖”所追慕的澹泊友朋友誼，對后世發生必定的影響，有人專門寫詩加以記敘，如清朝重臣、被譽為嘉道兩朝經世派代表人物的陶澍，在《〈澄懷園圖〉為賀耦耕方伯作》一詩中，就有“天涯依林壑，諸天即廟廊。秋山九臣詠，春草八公噴鼻”的詩句，與《澄懷八友圖》刊布時朝臣和詩中傳播甚廣的兩句詩“地鄰海淀兼三島，人異淮南正八公”相得益彰。
《憶舊帖》為漳州西館鎮館之寶
在北京作為明清都城近五百年的汗青中，辦事于京官來往和舉子備考的各地在京會館，施展了主要感化。漳州人在清康熙年間在京城就建有會館（東館），跟著來京職員日益增多，逐步擴大會館，位于西城區煤市街的漳州西館，就是在漳州京官的所有人全體捐資下于雍正四年（1726）建成。為便于會館祭奠、團拜及日常治理所需，在京同親經常會推薦年高德劭的京官作為主事，在必定刻日內掌管會館運轉任務。
蔡新位高權重且為人正派，作為會館主事義不容辭。據《漳郡會館錄》中《西館增典記》記錄，漳州西館由其叔父蔡世遠倡建，蔡新于雍正六年四月接辦主事，將漳州西館的汗青沿革與購買房產擴建會館的前因後果記載在案，《西館增典記》就出自他手。作為會館首倡元勳，蔡世遠手書會館柴聯“名序工具乘際會，堂開擺佈位正中”。值得舞蹈場地一提的是，漳州西館有唯一無二的匾額——乾隆三十六年天子賜給蔡新的御書“福”字方匾，這是其他會館瞠乎其後的。另據《閩中會館志》記錄，漳州西館有“丹霞捧日”匾額，為天子賜給蔡相國的恩賞，蔡新將此匾放在會館中，讓各地官員和京城蒼生都能看到天子對漳州會館的特別冷遇，為漳州人掙足了臉面。
京官們將本屬于本身的榮光放到會館里以光榮鄉里，這是那時士紳的配合選擇，多個會館都有將取得功名的同親勝跡集中于會館展現的記錄，如湖廣會館曾制作六十三方鄉宦科第匾額，安徽會館的同類匾額也接近六十方，福建會館也有相似的記錄。
蔡新在京城順風逆水一路高升，到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秋玄月，時年77歲的蔡新歷數昔時進畫的“澄懷園八友”，“檢閱校對之下，七人皆在世無存，即題詠諸公亦僅十存三四，愴為傷情，不堪今昔之感。乃命工鉤摹而勒之石，以垂永遠。敘次悉依題識，先后不侈官階”。
這些帖石作品，就寄存于館內神堂兩側的松木架上，神堂名為延禧堂。將《澄懷八友圖》及皇子皇孫、素交官員同寅的題簽、詩文匯總在一路加以刊刻傳播，這就是有名的《延禧堂憶舊帖》。近三十個或位高權重、或享有盛譽的名公碩彥唱作題詠，不只能從中看出那時高層文人團體的社會風習，並且展現了多種作風的硯墨書法，成為那時京畿藝林佳品，其拓印得以傳諸后世。
除了帖石作品教學場地自己的汗青價值和藝術成績外，乾隆天子對憶舊帖的加持更讓眾人感觸感染到它位置之奇特。在《延禧堂憶舊帖》首頁上，赫然刻印兩個帶有皇家公用龍紋的印章，一個是“彥國精力”，另一個是“九齡風采”，二者均出自乾隆寫給蔡新的贈詩，名為《圣制協辦年夜學士尚書蔡新假滿還朝來避暑山莊存候詩以賜之》（簡稱《贈蔡新》），前四句為“大哥君臣似老朋，回來前席喜誠應。九齡風采于今罕，彥國精力較昔增”。乾隆將比本身年長四歲的老臣視為多大哥友，見到蔡新非分特別興奮。尤其是以“九齡風采”作為對肱股之臣的定論，意為蔡新可與唐朝私密空間名相張九齡相提并論，如許的贊譽實屬罕有。乾隆不單專門寫詩相贈，並且將表現蔡新“精力”和“風采”的兩個詞專門刻成印章，有了天子鈐印的《延禧堂憶舊帖》相當于獲得了天子御封，其分量自不待言。
《延禧堂憶舊帖》獲得乾隆時代有名的詞臣兼字畫家董邦達的喜愛，他不單為刻石贈以題詠，並且用篆書書寫“澄懷八友圖”五個字作為題簽，為憶舊帖減色。正由於這般，《閩中會館志》稱《澄懷八友圖》為“珍寶”。
據《漳郡會館錄》記錄，在漳州西館延禧堂寄存物品的木柜里，除了蔡新《緝齋詩文集》、蔡世遠《二希堂文集》外，還有值得漳浦同親自豪的《延禧堂壽言》。這是嘉慶元年（1796）蔡新90歲年夜壽時，弟子紀曉嵐、劉墉等219名朝廷官員為蔡新寫下祝壽詩408首，由其子蔡本俊匯編而成。與滿朝文武年夜臣賀詩賀文同時投遞漳浦老家的，還有受蔡新教導的嘉慶天子所賜的御書匾額“綠野恒春”，贊譽他清正廉明，高風亮節，樂享暮年的他好像綠色田野上的常青樹。
漳州西館倡建于蔡世遠，光輝于蔡新，記敘他們以詞臣成分行走于翰林花圃傳授皇家子孫事功的《澄懷八友圖》，起于宮廷而在士林傳布，刻石成為漳州西館的鎮館之寶，為會館和收支于會館的漳州人博得光榮，蔡氏叔侄“兩帝師”的詩文作品及天子御賜的匾額，對后人的鼓勵和影響無可估計。會館在借助朝臣潛移默化地停止教化上所起到的感化，從漳州西館可見一斑。
會館文物在漳州復制保留
跟著清末科舉軌制的廢止，會館的傳統效能逐步弱化，現在被同親視若至寶、享盡光榮的《澄懷八友圖》題詠刻石，到平易近國年間已被棄置一旁，《閩中會館志》的記敘為“近為駐館者借為庋物，置諸闇室，不成辨識”。又過了幾十年，漳州西館和年夜大都會館一樣，跟著城市化過程的加快而難逃被拆改的命運。好在漳州人熟悉到已經保留在會館中的器物的汗青價值，經由過程復制把它們保留抵家鄉的留念館，讓它們在蔡氏老家——漳浦縣發揚光年夜。
留念館有兩處，分辨位于蔡新誕生地下布村的蔡新舊居和位于縣城的蔡新相府。留念館凸起蔡新平生所獲各類皇家犒賞名號如“武庫耆英”“綠野恒春”以及天子御書“福”字等刻成金匾，并將《澄懷八友圖》和《延禧堂壽言》主要內在的事務摘錄刊刻加以展現。為更好地施展汗青人物的實際價值，本地當局捉住乾隆天子考語“九齡風采”焦點指向的“廉明正派”精力，將留念館作為廉政教導的主要載體。
來自偏僻村落的蔡新以本身的才干位極人臣，憑著樸素的感情發明出“N友圖”的奇特文本并獲得天子的支撐，借助會館這一奇特的文明空間，弘揚友朋之道的文明得以進一個步驟傳揚，傳回故鄉后又在文明價值的挖掘上獲得深化和拓展。
發端于皇家園林的《澄懷八友圖》，從位于北京城外東南角的“三山五園”，向南到北京南城煤市街的漳州西館，再一路向南到間隔京城千余公里外的福建漳州漳浦縣，顯示出優良文明遺產所具有的穿透漫長時空的宏大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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